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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溢油事故後的這場環境訴訟為何變成六年馬拉松?海洋法制空白亟待填補

發布日期:2018-02-28 作者: 點擊:

渤海溢油事故後的這場環境訴訟為何變成六年馬拉松?海洋法制空白亟待填補

圖:事發時媒體發布圖片

2011年6月,中海油渤海蓬萊油田發生漏油事故,渤海蓬萊油田是中海油與美國康菲公司的合作項目。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發生後,為及時有效挽回漁民養殖損失和海洋生态損失,農業部、國家海洋局等行政主管部門以行政協調集中索賠方式,與油田作業者康菲公司協商污染損害賠償問題。2011年12月7日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訴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請求該兩公司連帶賠償養殖損失。天津海事法院經逐一核實栾樹海等21人身份後,于2011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該案。2015年10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依法作出判決,判令被告康菲公司對栾樹海等21名原告承擔賠償責任,賠償原告1683464.4元。2016年9月29日,康菲溢油案二審宣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對栾樹海等21人應承擔的案件受理費予以免除。

渤海溢油事故後的環境訴訟無一不是漫長而艱難的,這映襯出中國法律體系處置海上石油開采事故能力的薄弱。

2010年的大連石油污染事故,當地漁民在缺乏防護服的情況下清理油污。圖片來源:Lu Guang / Greenpeace

中外對話從原告律師處得知,近日,一樁訴訟曆程持續6年之久的旅遊業者狀告康菲石油案件悄然結案。

2012年11月發起訴訟的唐山灣國際旅遊島20戶旅遊經營者最終與康菲達成和解協議,後者将向前者支付賠償款,以補償2011年一次重大海上油田溢油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

目前,賠償款的數額是否達到原告在起訴書中提出的2620萬元,尚處于保密階段。

盡管以和解告終(同一事件的其他民間訴訟至今尚無勝訴),但這一案件曠日持久的訴訟曆程顯示出,中國近海石油開采事故的追責和賠償機制仍然薄弱。

環境災難

2011年6月4日和17日,一塊離最近的城市僅80公裡的海上油田連續發生嚴重溢油事故,合作勘探開發方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和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反應緩慢,溢油大範圍擴散,造成油田周邊及其西北部約6200平方公裡的海域海水污染。

蓬萊19-3油田溢油事件成為了近年來中國近岸最大的海洋環境災難。位于這一溢油事故地點西北方向不到200公裡的河北省唐山灣國際旅遊島月坨島景區,則剛好位于這一災難輻射範圍的邊緣。

國家海洋局發布的官方事故調查報告顯示:在事故發生一個多月後,河北唐山淺水灣岸灘發現長約500米的油污帶。

但在國家海洋局與中海油和康菲2012年4約達成的最終調解協議中,後二者分擔的16.83億元賠償款卻未覆蓋唐山旅遊業者的損失。

根據協議,這些賠償款隻用于解決河北、遼甯省部分地區養殖生物和渤海漁業資源損害賠償和補償問題,但同在渤海沿岸的山東和天津漁民和養殖戶卻并不屬賠償之列,旅遊業也不屬于接受賠償的行業。

2011年11月,即事故發生五個月後,中國海洋局的監測船依然在蓬萊19-3平台周圍24小時嚴密監測海水狀況。圖片來源:國家海洋局網站

官方認定的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水污染範圍。月坨島位于地圖左上方的唐山市近海群島之中。圖片來源:國家海洋局調查報告

“秋菊打官司”式的訴訟曆程

2012年8月,包括月坨島旅遊經營者在内的20家旅遊業者依法向負責海上溢油事故賠償調解的國家海洋局提交了一份行政調解的申請書,希望後者通過行政調解使康菲石油中國公司支付賠償。

在這份文件中,旅遊業者們稱其旅遊經營收入受溢油事件影響損失達2620萬元人民币。

一直參與本案訴訟的原告律師霍志劍告訴中外對話,國家海洋局的答複隻是:目前不具備行政調解的條件。于是旅遊業者們于2012年11月到天津海事法院遞交了起訴材料。

但直到2015年5月4日,該案才終于被正式立案受理。又過了三年,和解方案才最終達成。

從旅遊業者申請行政調解失敗到最終實現司法調解,這六年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海上溢油,遺害如何丈量?

回顧案件的來龍去脈,不難發現,如何建立污染與損害之間的關系,是這一樁甚至這一類案件審理中的關鍵因素。

按照中國法律,受害人應當就排污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關聯性承擔舉證責任。

曾幫助渤海灣養殖戶尋求溢油污染賠償的趙京慰律師告訴中外對話,從旅遊經營的角度起訴比養殖經營者在訴訟中遇到的困難将更加巨大,“法律上最困難的應該算因果關系了”。

由于很難認定旅店、餐飲、商店和其他旅遊機構經營損失的下降是由油污損害所造成的,在過往的國際司法實踐中,旅遊業者很少獲得勝訴判決。

國際油污賠償基金(IOPC)原則上認為,盡管這類損失不是直接由污染引起,但其所遭受的損失是石油洩漏的可預見的後果,因此可以被認定是污染所引起的損害。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卻往往駁回此類訴訟。

原告方律師夏軍承認,本案原告的損失并非溢油本身所直接造成,是通過信息傳播和遊客減少而間接發生。但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韋慶旺認為,“這裡的關鍵在于污染嚴重損害了休閑旅遊地的核心功能”,都市的遊客在休閑時更加關注休閑環境中的自然性,甚至一般的人工環境或人工環境元素都會破壞遊客的休閑體驗和壓力緩解,更何況是嚴重的污染事件。

法制的艱難推進

對于這一案件的原告方,此次獲得和解協議而非敗訴,相當于法庭對其辛苦求證的溢油事故與旅遊業損失之間的關聯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認可。

但與之對應的,是同樣堅持了多年的天津漁民的賠償訴訟一審敗訴,而山東青島的500多名漁民仍在等待開庭審理。

渤海溢油事故後的環境訴訟無一不是漫長而艱難的。這些案件的舉步維艱,映襯出中國法律體系處置海上石油開采事故能力的薄弱。

2010年美國墨西哥灣的深水地平線漏油事件之後,美國提升了海洋能源開發的監管力度。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之後,中國的法律界人士也希望以此作為一個契機修改和完善《海洋環境保護法》。

2012年,立法部門全國人大在網站上表示,此次渤海溢油事件後,人大和國務院開始着手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環保部、農業部、海洋局也參與其中。

2013年和2016年,《海洋環境保護法》兩次修訂,增加了一系列和海岸工程環境污染相關的内容。例如,2013年的修訂規定:海岸工程建設項目的單位必須在可行性論證階段制定和提交環境影響報告書;又規定,勘探開發海洋石油的單位必須編制、提交溢油應急計劃。

2016年,《海洋環境保護法》增加了更細化的污染賠償計算方法,規定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的,按照直接損失的30%計算罰款。

地方層面也不乏積極的信号,山東省于2016年印發了《山東省海洋生态補償管理辦法》,是中國第一個海洋生态補償管理規範性文件。辦法原則上支持污染受害者,不是以具體、單個的因果關系作為判定依據,而是以整個區域的生态損失作為标準,被認為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一項制度創新。

不過,山東大學海洋學院教授王亞民指出,這一辦法依然面臨操作性問題,因為資源損失有專門的部門負責管理,比如生物資源由漁業部門管理、礦業資源由礦産部門管理,而如果把資源損失去除,哪一部分是生态環境損失就計算起來面臨困難、難于精确界定。他指出,國外,比如美國,一般都是隻計算資源損失,而不提生态環境損失。

曾深度報道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的記者馮潔也坦言,目前制度建設的進展尚不足以支撐污染受害者得到更好的結果。

可以說,環境代價慘重的渤海溢油事件的确對于中國海洋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距離建立一套真正成熟有效的體系,立法者們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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